问川者——两位“80后”汶川地震志愿者的故事

2009-12-07 13:52:42　来源: 环球财经研究院　点击数 405 条手机看新闻

“你是80后吗，你是我同龄的朋友吗？”

问川者

——两位“80后”汶川地震志愿者的故事

本刊记者林鹰

导语：据不完全统计，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到灾区赈灾的志愿者中，有80%是“80后”

再见李畅，是在认识他的16个月后。上一次看见他时，他刚从青川县城赈灾回来，单位的欢迎横幅高高地挂在公司门口，聊起他刚刚经历的赈灾行动，这个1983年出生的小伙子有些腼腆，还有些按捺不住的激动。时隔一年多不见，腼腆不再，代之以一份似乎与年龄不太相符的成熟。然而当回忆再一次打开时，被努力克制的激动，浮上他年轻的面庞，那一丝被记者误读的世故，砰然倒地。

在这一年中，尤其是刚从四川回来的那段日子里，总有许多人，许多场合，邀请李畅，希望他谈谈“英雄之举”，大多都被他拒绝了。过了那一阵子的狂热，李畅说：“其实不太愿意回忆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看了看身边的小蓓，用眼神征询她的意见。

小蓓本名赵尹蓓，出生于1981年，其实比李畅还大两岁，但身材玲珑的她在人高马大的李畅旁边，显得格外娇小。很难想象，这个瘦弱到当时献血都被拒绝的女孩，却是他们这一行6人志愿小分队中在灾区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，两个多月。当然，这得益于她2003年从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后，就选择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的缘故。

“因为到了那里，回到这里，你不会有英雄的感觉，只觉得渺小，力量有限，所以不愿意回忆。”小蓓接过李畅的话，她说话轻而缓慢，不喜悦也不悲伤，尽管眼里有隐约的泪光闪烁。

在青川的日子

——“在生存底线的人是不能被责怪的”

李畅和小蓓相识于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爆发后的“北京志愿者”群里，他们是5月17日从北京出发前往四川的6人志愿队中两个“80后”，为了避免盲目进灾区加重灾区负担，志愿队的成员严选，退伍军人占了一半。

“我们走得还是太迟了。那时已经是5月17日了，我们琢磨着去灾区进行救生工作的可能性不大。我恰好是防化兵出身，大灾之后防大疫，灾区需要我。”

李畅参加过2003年抗击“非典”的战役。其他4位中，有两位是李畅任职单位——中信银行客服中心的同事，其中一位曾在入伍期间参加过1998年抗洪抢险，他们两人一起向单位写下申请志愿的“请战书”——另外两位中，一位是空军退役军人，还有一位是持有国际救援资格证书的留英归国女博士。瘦弱的小蓓，则持有红十字会急救证，并且自修儿童心理学。

与李畅相比，小蓓首先要过的是父母关。在民航工作的母亲第一个反应自然是“不愿意”，但没过过久，她问小蓓：想清楚了吗？小蓓说，想清楚了。母亲旋即出门，为她采购了所有必备物品，帐篷、药品、压缩饼干……至于父亲，小蓓说，“他从来就管不了我。”

17日晚，志愿队出发了。与他们同行的是55箱急救药品，其中多数是通过一个名为“爱心妈妈”的民间组织募集的。到达成都后，他们接受当地“红十字基金会”的安排，赶赴青川。此前，身为北京隆福医院党委书记的李畅父亲已带领医疗志愿队伍，赶赴绵阳。父子两人，就这样在灾区前线，打响了一出“上阵父子兵”的赈灾战。

去往青川，是段危险的夜路。一边是随时可能滑坡的山体，一边是陡坡湍流，还要时时防备前面赈灾货车可能突然发生的摆尾。其中一次，“当时感觉那车就向我们压过来了！”

到达青川已是5月19日上午9点。没有停顿，没有休息。志愿队在按照“红基会”的要求安置好物资后，马上与先期抵达当地的云南某部队取得了联系。“什么都不用说，部队正在卸货呢，直接上去帮忙就可以了。”

借部队的光，当天他们吃上了出成都后的第一顿米饭。这对一日三餐都以从北京自带压缩饼干为食的他们来说——尽可能不增加灾区负担是他们此行最基本的自我要求——绝对是“奢侈的享受”，奢侈到心里不安的地步，以至于以后都不好意思跟“新兵蛋子”套近乎了。

除了李畅这些老兵外，小蓓很快也与士兵们形成了友谊和默契。“他们都是‘80后’，帐篷不够，他们就把帐篷都捐给老乡了，很多士兵都只能就那么睡在水上。有些人只能在救护车上坐着睡……”小蓓于是把自己的帐篷也捐了出来。

青川县共25万人，其中22万是农村人口，伤亡人数不多，最大的问题是房屋倒塌后，村民一时间无法安置。很多村寨以前连邮路都不通，现在部队的重型车更是无法进入。志愿队就把这些村子作为重点防疫目标。每天他们背着几十斤的物资、药品，徒步走过不成路的路，走到村庄，为村民们做防疫洗消，分发物资和药品。有一个村子，当他们一出现的时候，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。这种无条件的信任让他们感觉很温暖，但也感到很沉重：

“缺的东西太多了！到处都是灾民！到处都是病员！到处都是缺口！而物资有限！”小蓓说。也就在这一天，她有了到达灾区后的第一次痛哭。

那是一个老婆婆，看见每个村民多多少少都分到三五颗药，她也向志愿队讨要。由于药品短缺，小蓓很为难地左挑右捡，最后决定给她一瓶风油精，并且教她用法。但从来没有见过风油精的老太太，接过后就把它倒进了嘴里。小蓓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倒在同伴的怀里痛哭。

“我从来没有想到，灾区人民原本生活这样落后。”小蓓说。“当时情况其实挺混乱的，很多人说我们这些志愿者‘乱窜’，其实我们就是想把物质直接送到最需要的地方，中国太大了，四川太大了，这些深山里面，没有路，政府救济很难到达，这就需要我们去补上。”

对于他们来说，要经历的除了心理上的落差外，还需要时时防备从未经历过的地震。5月25日，他们经历了入川以后的最大一次余震，震中青川，震级6.4。那天他们都冲出帐篷，趴到地上。不过，有了这一次经历后，以后再有余震就少了畏惧，到最后，“震就震呗，该干嘛干嘛。”

还有一些突发事件是他们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，比如一觉醒来，发现赈灾车被人撬了，车上的物资被席卷一空，小蓓自己的包也不见了。

“恨吗？”记者问道。

“不恨。他们都是已经被逼到生存底线的人，在生存底线的人是不能被责怪的。他们只是想活下去。”小蓓答道。

回到北京这一年

——“温总理长得好像伏尔泰”

相对于自由职业者小蓓，有公职的李畅在从灾区归来后的日子里，得到了很多荣誉。领导更加信任他了；身为主管，手下的员工也对他多了几分崇敬。但这同时也是一种约束，要求自己做得更好。有时难免会遇到嫉妒的眼光，“不过，随他去了。”李畅说，小蓓轻声鼓励道，“根本就可以无视。”

去年，他们原本约定一年后再回灾区，看看能够做些什么，但这个约定没有实现。除小蓓外其他几人在职自然是其中主要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“该干嘛干嘛，能干嘛干嘛”的朴素想法，已经取代了当时的冲动。

“灾区的缺口依然很大，不是我们几个再回去一趟能够解决什么问题的。”李畅说，这一年里，也有很多团体组织了一些活动，去给灾民做心理干预。可是当心理辅导师开口说，“我理解你们……”，而被辅导者反问道“你理解我什么？我媳妇没了，房子没了，我今晚吃什么，你理解吗”时，许多心理辅导师哑口无言。

“其实这种心理辅导，还是中产阶级、富人等需要的一种东西。贫民当然也需要，但不是我们通常理解意义上的这种，他们想解决的问题不一样。灾民普遍文化水平不是很高，他们亟需的就是解决生存底线。”

这一年来，李畅和小蓓一直通过网上的一个志愿者高级群，与灾区保持着联系。群里经常会有“哪哪哪谁谁谁需要什么”的信息，如药品、日用品，甚至二手手机什么的，大家看见了，依旧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这是他们觉得自己能继续为灾区人民做的一点实事。

令李畅和小蓓高兴的还有，对于他们这第一代中国独生子女而言，通过这次赈灾，他们建立了一种类似于兄弟姐妹的友情。其实大家回到北京后，见面的次数也寥寥，但每次见面，却分外亲切，这种感情，甚至比相交了十几年的发小还浓，“心里总会惦记着”。

“一起经历了生死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”李畅强调。

而最为宝贵和意外的收获，莫过于找到了精神信仰。

“我们没有经历毛泽东、周恩来那一代领导人，只是听父母说，看历史书本，特别崇拜周总理。在我们正当年的时候，碰到了温总理，他跟我们一样到了灾区，我们觉得这是对我们行为最大的肯定。我们心里觉得特别温暖！很多人都说我们‘80后’是娇生惯养的一代，是信仰缺失的一代，我想他们错了。因为我们父母辈给予我们良好的家教，使我们有基本的道德观和良好的责任感。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行动，证明我们有能力担当社会的栋梁。而通过这次赈灾，我找到了精神信仰。”时隔一年后，李畅依然不失自豪地说。

“我觉得温总理长得好像伏尔泰。”小蓓插嘴道。“他有智慧，不像那些耍小聪明的人。他知道当时灾区需要什么。他当时能这么做，就让全中国人民心里都踏实了……”

在李畅和小蓓眼里，相比较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，“80后”是最阳光的一代。他们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生机开始勃发，逐步欣欣向荣的年代，较之“70后”经历社会大变革大转折，“80后”少了许多负面经历而造成的历史沉重感。而许多“90后”因为成长在社会繁荣年代，得到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缺乏一点心理学上的“延迟满足”，“他们少了一些我们所拥有的责任感”，“过于洋化，比如性开放什么的”……

“我觉得人活着需要谦卑一点。”小蓓说。

汶川地震后的2008年6月4日，有人在网上发了一首诗——《“80后”的证明》，其中写道：

你是80后吗？/你是我同龄的朋友吗？/你还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/80后，这个挂着忧虑的名字/总在证明着我们还很稚嫩……

　你是80后吗？/你是我同龄的朋友吗？/你一定还记得我们曾经的约定/要用教科书上没有过的鲜活/去续写第五千零一个文明……